孩子上學，如同受難?

諷刺嗎?

寫這篇文章的我，從小是傳統評價標準定義的好學生，聽話守紀，成績優異，但卻無比害怕上學。

印象里，幾乎沒有一個上學的早晨，心里不是充滿緊張和恐懼的。

因為學校就意味著嚴格的約束，無盡的作業、考試、排名，以及但凡有一點差錯就將面臨的批評、懲罰乃至“公開處刑”。

小時候，似乎我所有的精力都用于“自保”了，拼命做一個好學生以自保。

長大后我在想，作為好學生尚且如此，那么“差生”們又經歷了什么?

我在所就讀的學校，親眼見過老師把作業沒完成的女生揪著頭發拖出座位，連人帶桌扔出教室;

親眼見過男生因考試錯了一道填空題被罰站一中午，不準吃飯;

親眼見過班主任在講臺上批作業，批一本丟一本，一邊丟一邊罵，全班孩子趴在地上撿……

這些畫面，成為終生的噩夢。

30多歲時說起這些事，我出身農村的朋友聽了萬分驚訝：“我以為就我們小地方這樣，你們大城市不一樣……”

我們苦澀地發現，原來一個樣。

我不知道基于單一評價標準和嚴苛管理的教育，讓多少孩子成了滿心傷痕、成年以后回想起來還是瑟瑟發抖的人。

其實那可能算不上教育，只是接連發生、持續十幾年的恐嚇。

帶著切身體會和關于教育的詰問，我從網上聯系了一位從教41年的資深校長，他叫詹大年。

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上學都像受難?詹大年直言不諱：

在以應試成績為核心評價標準的教育大環境中，太多學校都在靠“擇優生，趕差生”求生存、求利益、求榮譽。

表面上說“一切為了學生”，其實根本沒有將孩子放在教育的主體地位上。

 

教育成了制造，孩子成了工具。

這樣的真相，未必沒人發現，只是鮮少有人捅破，更鮮少有人敢于放棄既得利益做出變革。

詹大年有膽。

此人18歲師范畢業當老師，26歲當校長，38歲放棄編制和穩定收入“出走”，身上連充足的路費都沒帶，卻立誓去做“沒有恐懼的教育”。

2011年8月，他在昆明以東50多公里的宜良縣，創辦了專門接收不適應傳統教育的“問題孩子”的學校——丑小鴨中學。

這個校名的寓意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：丑小鴨是被誤解的白天鵝，在詹大年眼中，“問題孩子”就是被誤解的白天鵝。

詹大年堅信，孩子們“早戀”、網癮、厭學、逆反，一身毛病，卻不是天生壞種，只是過去在學校和家庭遭受了太多傷害。他說：

如何對待“問題孩子”，檢驗著教育者的良心——良心好的，看到“問題孩子”心疼，良心壞的，看到“問題孩子”頭痛。

11年來，從丑小鴨中學走出了2000多名學生，他們無一例外，來的時候對學校、老師、家長充滿敵意;也少有例外，走的時候對詹大年和丑小鴨依依不舍，念念不忘。

一年校園“春晚”，有個環節是每個孩子都可以說自己的新年愿望，沒想到孩子們呼啦啦撲上來抱住詹大年：“我們最大的心愿是要校長當爹!”

詹大年又感動又高興，后來真的在自己名片上印“問題孩子他爹”。

2022年8月，我與尹建莉父母學堂的幾個同事，不遠千里從北京趕往宜良，就為親眼見見這位詹大年。

身材高大，愛笑，說起啥事都直指本質又云淡風輕，整個人內在空間很寬敞、很放松，是我對他的印象。

 

圍繞他如何看教育，如何做教育，我們進行了以下對話。

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?

學堂：

丑小鴨中學和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在哪里?

詹大年：

目標追求不同。

其他大部分學校，追求的是升學率。

丑小鴨中學追求的是孩子恢復正常的生命狀態。

學堂：

什么是正常的生命狀態?

詹大年：

正常吃飯，正常睡覺，正常學習，正常交往。

學堂：

所以，來您這里的孩子，最初是連這些最基本的“正常”都做不到的?

詹大年：

的確都是人家認為“不好教”的孩子，所謂的“問題孩子”。

去年下半學期做過一次統計：家長承認孩子在醫院被診斷過抑郁且服藥無效的，在我們學校就占到了74%。

這些孩子不是智商情商低，也不是不努力——

抑郁恰恰是努力之后的躺平。

為什么躺平呢?因為他怎么努力都還是達不到老師家長設定的標準。

舉個例子：

一對父母在一所名校工作，孩子也在這所名校上學，成績是重點班的前十名，父母還不知足，發愁地問我：“孩子的成績老在前十名‘徘徊’，該怎么辦?”

面對要求這么高的家長，孩子能不抑郁嗎?

假設這樣一個孩子，為了表達抗議，在家里和媽媽發生了沖突，那么他一定會被扣上“叛逆”“不孝”的帽子。

可是我想問，一個人摔杯子，是跟杯子過不去嗎?他是跟自己過不去。

孩子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行為，都緣于他的情緒找不到出口，他看不到出路，你說孩子可不可憐嘛?!

學堂：

是不適宜生長的環境給孩子帶來了抑郁。

詹大年：

評價孩子的標準非常單一，就是學習成績。

這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：

從孩子到成人，都有目標，沒方向。

學生的目標就是高考考上名校，但這個目標實現以后干什么呢?不知道。

貪官的目標就是做官做到幾級，但他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?不知道。

學堂：

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您說的“目標”和“方向”的區別?

學生只知道考清華北大，就像貪官只想著升官發財一樣。

這些目標來自社會世俗價值觀的滲透和父母的灌輸，而不是一個人從自由探索和獨立思考中得出的。

很少有人發自內心地對一件事情感興趣，遵從興趣和個性去想“我這輩子要成為什么樣的人，要活出什么樣的生命”。

詹大年：

對。

學堂：

這樣的話，當他很努力地達到一個外界灌輸的目標以后，就會突然不知道該干什么。

詹大年：

而且，只有目標沒有方向的人，一旦目標達不到，就很容易自卑、退縮。

有方向的人卻能不屈不撓。

世界上很多科學家、藝術家是有方向的。

沒聽說過哪個諾貝爾獎獲得者，是以獲得諾貝爾獎為目標，去進行科研、創作的，他們只是走在自己感興趣的方向上，功成名就都是“不小心”發生的。

目標是線段，而方向是射線。射線只有一個端點，它永遠是向前的。

學堂：

我明白了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因為考試成績的起伏，抑郁乃至自殺。

因為他們沒有一個長遠的對自己生命的看法，所以特別容易為眼下到底考了95分還是98分而痛苦糾結。

教育在這件事中起了很壞的作用。

孩子們有目標、沒方向，折射的是教育者認知的局限。

如果你只想培養一個有目標的人，你可以給他灌輸“考100分”“上名牌大學”，但如果你想培養一個有方向的人，培養思路不是這樣的。

詹大年：

對。

那種僅僅為了成績、為了升學的教育，我認為不是教育，只是“制造”。

教育的價值是使人更加自由，更加好玩。

人為什么看書?因為看書是自由地跟書對話。

人為什么畫畫?因為畫畫是自由地表達自己。

 

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?

教育應該是讓人在他自己的方向上自由地行走，這個行走很有力量。

“教育是讓人自由地行走”

被忽視的自由意志

學堂：

您剛才講的內容當中，浮現了一個很核心的議題：

教育到底要忽視和消滅一個人的自由意志，還是不斷鼓勵個體去發展他的自由意志。

給孩子規定目標——“必須學好數理化”“必須考上清華北大”“畢業以后掙大錢”，等等——是完全忽視孩子的自由意志的，只是像制造物品那樣，預先設定好各項指標，然后把材料倒進模具里壓。

詹大年：

這樣制造出來的人，他要找好工作是為什么?就是為了多拿錢。

從這個邏輯來看，什么是好工作?錢又多又輕松的就是好工作。大家是不是都這么理解?

那么人在其中干什么呢?人不就是在拿錢嗎?像個工具一樣，甚至可以被工具替代，因為他不思創造也不能創造。

學堂：

這其實也解釋了，為什么很多孩子都覺得學習異常痛苦。

當教育淪為制造，把孩子當成達成指標的工具，孩子勢必喪失學習的主體地位，淪為被動角色。

就像很多上班族，總覺得自己是被迫去打工的，所以每天上班都在算計怎么摸魚，混到工資。

今天上學如上墳的孩子，就是明天上班如上墳的大人。

詹大年：

這就不是生活了，只是生存。

一個人在生存的路上，永遠是痛苦的。

我們整個的系統設計，一直在把人往生存的路上趕，而不是讓人真正地去生活、去享受創造。

學堂：

系統設計的理念，會體現到所有具體的教育場景中。

詹大年：

對，比如寫作文，首要要求竟是不得少于800字。

本來寫作應該是一種有感而發——我想表達自己，表達完了，舒服了，就不寫了，怎么開頭、怎么結尾也是我的事。

可應試作文都規定了套路，這個套路把創造的能量套死了。

為什么很多孩子不會寫作文，不愛寫作文?

因為他不能自由地寫。

孩子沒有自主發揮的空間，就不會有成就感。

學堂：

就像很多孩子不愛學習，家長抱怨“天天得我逼著他，不督促作業就不寫”。

是孩子覺得學習沒意思，反正一切都有標準答案，只有給出標準答案才是對的，其他答案都是錯的，而錯的答案，是沒有分的。

你不停給孩子這樣的反饋，他就會知道“原來我的獨立思考和創造沒有價值”。

詹大年：

我昨天看到一個家長，用默寫、抄寫、背誦，把孩子一天的時間都灌滿了。

我就想，默寫、抄寫、背誦本身能帶來創造嗎?

我兒子小學二年級的時候，老師叫他抄寫，他把三支筆綁在一起，一次就能寫三個字。

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啊，這才叫創造。

我早年還教過一個學生，英語不行，但喜歡打籃球。

我問他為什么不愛學英語?他說英語老師兇，經常罰學生抄寫，錯一個就要抄一本。

孩子們抄完了，老師得把作業本收上來啊，其實收上來老師也不看，就丟到床底下。

我這個學生干嘛呢，他把老師床底下人家抄過的作業本都偷出來，賣給同學。

他說“你一毛七買個新本子還要抄，現在我一毛錢賣給你一本抄好的”。

后來被老師發現了，老師就要開除他，我知道了，跟老師說：“不要開除。第一，你這個老師做的確實不對，叫孩子抄那么多干嘛呢?第二，這孩子挺有頭腦的嘛。”

后來這個孩子考上了大學，在一個國有大企業做了董事長，成為中國橋梁建設中很有貢獻的人。

他告訴我，他的造橋技術，可以把工程時間縮短2/3，把工程造價減掉1/3。

學堂：

聽上去他在橋梁建設中的創造，和他小時候偷作業本、幫同學節約時間的效果異曲同工啊。

詹大年：

是啊。

當初，是他的語文老師生孩子，我去代課，和他認識的。

他特別喜歡我上課，兩節作文課，他總是上完第一節就跟我說：“詹老師，下一節課我不想上了，想去打籃球。”

我說：“那作文怎么辦?你沒寫嘛。”

他說：“我用嘴巴講，現在講給你聽。”

我說：“可以呀，那你講嘛。”

講完他就打籃球去了。

丑小鴨中學教室內景

學堂：

我發現您當老師和別人思路很不一樣。

同樣一件事，老師給孩子留了很多重復性作業，孩子沒有做，別的老師會很生氣，責備孩子不用功，然后加倍懲罰孩子。

社會主流價值觀會認為這樣的老師很好，對學生嚴格要求，認真負責，完全是學生有問題，調皮搗蛋，偷奸?；?。

您的評價和處理方式卻完全相反，認為老師在用重復性的作業浪費孩子的時間。您還支持孩子去做他感興趣的事，不會說他曠課去打球是玩物喪志、沒出息。

我想，如果按照一般老師的處理方式，這個孩子會被貼上“壞學生”“問題孩子”的標簽，甚至被趕出學校。

而用您近乎“縱容”的方式處理，事實證明，孩子后來發展得很好。

為什么會有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?

詹大年：

我覺得，首先分辨在教育活動中主體是誰——這個問題很重要。

如果主體是孩子，那么孩子的狀態是最好的狀態的時候，說明你的教育是成功的。

孩子的狀態不是最好的狀態，你吼他罵他，罰他抄作業，讓他很痛苦，根本不想理你，那么你的教育注定失敗。

所以，關注孩子這個主體的生命狀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學生為什么特別喜歡我上課?

因為我上課是不留作業的。家庭作業、假期作業，基本沒有。

對“復習鞏固”這個概念，我一直是懷疑的。

如果一個孩子用復習鞏固的時間去玩，去獲取新的信息、接觸新的知識，他加工信息的思維能力就會更強，他就更能判斷信息的價值，這多有意思呢!

如果成天是復習、抄寫、復習、抄寫，他有時間去思考、去判斷嗎?這不是傷害生命嗎?

文學常識、生詞新字，我都直接告訴學生，這些東西考試時會占十幾分，如果你們想成績好，就自己背，你不背不關我的事啊。

我從來不管他們，背就背，不背就算了。

我的學生就有時間去閱讀、去寫作，一學期寫七八十篇甚至上百篇作文，寫得停不下來。

語文，只有作文才是創造嘛!抄什么抄?浪費時間!

我自己的女兒，初中的時候語文滿分120分，她經常能考過100分。

我問：“那十幾分扣在哪了?”

她說：“就是文學常識啊、默寫啊這些。”

我說：“這些那么簡單，為什么反而扣分呢?”

她說：“就是簡單才扣分嘛。”

我說：“為什么不背一下呢?”

她說：“爸爸，你知道背這些東西要花多少時間嗎?有這個時間，我可以看多少本小說。”

我說：“你是對的。知道選擇，知道放棄，知道做什么效率是最高的，什么是自己最需要、最喜歡的，什么才可以滋養自己。”

人不懂得滋養自己，活著沒意思。

學堂：

您的視角跟一般的老師家長真不一樣。

大家看到孩子竟然因為簡單的抄寫背誦題扣分，都會痛心疾首，把孩子痛批一頓，覺得這分丟得太冤了。

您卻堅信孩子知道什么是對他最好的，鼓勵他去自主選擇，去取舍。

這里面最根本的不同點是，您更看重孩子的主體性和自由意志的發展。

而一般的老師家長會固執在自己的想法里，看重孩子是不是聽話。

詹大年：

他們給孩子的學習生活畫了框框，給孩子的生命畫了框框，一旦孩子超越了框框，他們就覺得不舒服。

就像拿著畫好的圖紙來養花，一旦花長得不符合圖紙就剪掉，如果這還不行，就把整盆花換掉，不尊重生命本來的樣子。

讓孩子在既定的框框里成長，能有個性化的生命嗎?

所以我對女兒說：“那些抄寫背誦的題目做對了，除了拿來吹牛，沒有多大價值。你的選擇是對的，你得到的成績就是爸爸認為的最好的成績。”

她犧牲了很小、很簡單的東西，獲得了更多、更重要的東西，這個交換太有意思了，不聰明的人是做不出來的。

 

 

太自由，會不會沒規矩?

學堂：

什么是好老師?

很多人的評價標準是，能把學生管得服服帖帖，考試成績搞得高，課堂紀律整齊劃一，就是一切都在規范當中。

詹大年：

這是大一統的封建意識的審美。

生命是活生生水靈靈的。

任何一個生命體的追求都是自由。

一個人，只要他不傷害他人，幸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、能做的事，多姿多彩地活著，為什么不行呢?

學堂：

可學校是個集體，集體總需要規則吧?

詹大年：

規則應該是對大家都有利，大家慢慢在生活中協商出來的東西，而不是校長在辦公室自己寫出來的各種規矩。

守護集體的規則，就是守護個人的利益。

你今天晚上什么時候睡覺，這本來是你自己的事，只是因為寢室里還有其他人，才需要有關于睡覺的規則。

你不想睡，躺在床上想問題、看書都可以，但你不能出聲影響別人。

我們學?？赡軟]有人知道校長的規矩是什么，類似這樣的寢室公約、教室公約、食堂公約，都是孩子們自己制定，寫在墻上的，而且可以修改。

還有很多不成文的約定，比如有人過生日怎么辦，同學之間打架了怎么辦，有人遲到了怎么辦。

我們學校的孩子商量出的規則是，誰違反了公約就做幾個俯臥撐，幫同學疊次被子，給大家買買奶茶、棒棒糖，或者僅僅向大家說句“對不起”就完了。

孩子們感到很輕松，而且都有種守護規則的幸福感。

校長、老師，談規則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搞清楚，規則跟孩子到底是什么關系?

規則應該是保護所有與規則相關的人的。

發揮學生的主體價值，讓學生成為規則的制定者、守護者、受益者。

學堂：

在我的印象里，很多學校的規則和處罰措施是很嚴厲的。

例如每天早上都有值班員站在校門口記遲到，哪個孩子遲到了，會給他的班級扣分，然后大喇叭廣播通報，接下來是年級組長批評班主任，班主任當著全班批評遲到的孩子，讓這個孩子去教室外面罰站兩小時，說不定還要請家長。

處罰都是帶有公開羞辱性質的，會讓孩子心里充滿緊張、恐懼和羞恥，完全不像您剛才講的，像做游戲似的。

詹大年：

這種處罰本身就在破壞規則。

一個同學遲到了，跟全班有什么關系?為什么要扣全班的分呢?顯然，目的就是讓遲到的孩子成為眾矢之的，讓全班同學跟他對立。

這不明擺著是對孩子的傷害嗎?

這不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嗎?

讓孩子在教室外面站兩個小時，有什么價值呢?

如果你的目的是讓他不遲到，那你先得詢問他遲到的原因啊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難了?老師能不能幫你呢?

我第二年教書的時候，有個孩子經常遲到，還每天一到教室就睡覺，成績很差。一些老師批評他，他更不想學習了。

我就去調查原因。

原來這個孩子爸爸媽媽都是盲人，家里六個孩子，窮得吃不上穿不上。兩個哥哥分家出去單過了，他就成了老大，每天早上要煮飯、照顧弟弟妹妹，下午回去要干農活、做家務，勞動強度那么大，還吃不飽睡不飽，課堂是他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。

我覺得孩子太可憐了，就說“有什么我能幫忙的嗎”，他家里農活做不完，我就星期天帶著同學去幫他做。

后來他在我的課堂上雙眼就放光了，作文寫得很好，現在成了企業家。

那一年我19歲。

很多人講起怎么批評學生、怎么處罰學生，都是從教師的利益出發——你影響了我的業績，我就要搞你，而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，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孩子。

學堂：

除了違反紀律，孩子成績不佳，也會被公開羞辱。

老師會說你拉低了我們全班的平均分，挑動全班同學看不起他、排擠他。

這個孩子實際上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。

您認為這類現象普遍存在，核心原因是什么?

詹大年：

核心還是利益問題。

你是站在維護學生利益的立場，還是維護老師個人利益的立場?

為什么我們的教育會培養出很多自私的孩子?因為教育者本身處理問題的時候就是很自私的。

孩子的感知能力特別強，他在你手下的時候不敢講你的不好，因為害怕處罰，畢業以后回憶起來，哪個老師好、哪個老師不好，心里是很清楚的。

什么是好老師?

對學生好的老師，才是好老師。

學生犯錯，只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不知道錯，另一種是明知故犯。

不知道錯的，你平和地告訴他就好了。

明知故犯的，不可怕也不可惡，他一定是心里存著委屈，想通過犯錯來表示“我也是有本事的人”，挑戰一下權威，表達自己的存在。

如果孩子是明知故犯，你該做的是詢問他事情的根源，幫他解開心結。否則你越處分他，他心里會越恨、越堵，一旦有爆發點就不可收拾。

我讀師范學校的時候是剛恢復高考不久，班里最小的同學15歲，最大的已經30多歲了，新來的班主任是個女老師，才20多歲。

老師比學生還年輕，學生自然不服管，心里都想“你會有什么本事啊”，班里亂得一塌糊涂。

那個年代學校不許談戀愛，有個30多歲的男同學明知故犯了，班主任不得不找他。

男同學不服氣地說：“你看你20多歲，經常牽著一個3歲的孩子，一看就是你兒子嘛。你20多歲可以生孩子，那老子30多歲了為啥不能談戀愛?”

我們班主任就很簡單地說了兩句話：“第一，我沒有叫你不談戀愛，是學校叫你不談戀愛;第二，如果你現在談戀愛結婚，你養得起老婆孩子嗎?”

她說得很實在，完全是站在那個學生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。

男同學一下子就想，“對呀，我養不起老婆孩子，談什么呀”。

那個年代學校也不許跳舞，沒想到我們班主任偷偷把男生女生都帶到她宿舍樓頂上，教我們跳交誼舞。

學校知道要罵死的啊!大家開心得要命。

那時候還經常餓肚子，老師就叫我們星期天到她家去，拿出一片地來，讓我們自己種紅薯自己吃。

我們喜歡她喜歡得不得了。

本來我們是全校最差的一個班，半個學期就被她帶成最好的一個班。

她為什么能做到?因為她是根據學生的需求去設計所有的教育的。

她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。

我的這位老師，名字叫戴國智，后來也被評為全國優秀班主任。

“對學生好的老師，才是好老師”

學堂：

我發現您講到的好老師，有一個共通的特點，就是跟學生的關系搞得特別好。

詹大年：

好的關系，才是好的教育。

學堂：

您給丑小鴨中學寫的宣傳語叫“幫助不想上學的孩子”，我看了有點疑惑：

既然送到您這里的孩子都是不想上學的，就說明他們都帶著對學校、老師的抵觸、痛恨。

您這里也是所學校啊，孩子們怎么會愿意待下來呢?

詹大年：

這還是看你能否尊重孩子的生命主體性。

當孩子發現他的主體性會得到尊重，他的生命價值可以在這里放光的時候，他就會主動發生變化。

師生關系只是一段時間內的關系，拋開師生關系，我們就是兩個平等的主體，你也是生命，我也是生命。

主動還是被動，只取決于一件事——主體就主動，客體就被動。

學堂：

就是說，在您看來，在以前的學校，孩子一直被當成客體，所以才不愿意主動上學。

詹大年：

是的。

所以我寫“幫助”不想上學的孩子，而不是“改變”不想上學的孩子。

“幫助”和“改變”完全是兩個概念，“幫助”的意思是，你是主體，你需要我了，我才來幫助你;而“改變”卻是，我是主體，你是客體，你不行，所以我要改掉你。

教育中，我從來不用“改變”這兩個字。

剛來丑小鴨的孩子抵觸學校，在校園里面跑的、喊的、躺地上不起來的都有，目的無非是試探你會不會傷害他。

躺就躺嘛，只要確保孩子是安全的，我就允許他。同學也會陪著他，跟他聊天，給他送吃的。

躺幾天他覺得“大家對我那么好，我一直這么躺著也不好看”，就起來了。

所有極端、叛逆的表現方式，都是為了尋找自己的存在感，當他發現他用正常的方式，存在感就很好，甚至更好，他就會選擇正常的方式。

真的沒有壞孩子。

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說，人都有五層需求，自下而上是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歸屬需求、尊重和愛的需求、自我實現的需求。

孩子的行為都是為了尋求需求的滿足。比如：

一個孩子不愿意聽課，可能只是他當時餓了，你就尊重他的需求，先讓他去吃點飯嘛，不要給他上綱上線。

一個孩子鬧情緒，你就問問他遇到什么了，他就會講了。他不講也沒關系，讓他休息一下，或者去哪里放松一下，他就感覺到很溫暖，沒有人跟他對立，他馬上就會反思“我到底怎么了”。

如果你跟他對立，處罰他，他不會反思了，只會生氣，認為你這個人無情，恨你。

當你把孩子當主體看，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，你看孩子的時候腦子里先想的不是規則、道德這些東西，而是先想人有哪些基本的需求，你就會意識到：

孩子不是故意針對你、跟你對著干，他就是有一些需求沒有滿足，那你能幫助他就幫助他，不能幫助他就保護他嘛。

“不能幫助他，就保護他”

學堂：

您認為體恤孩子是對孩子好，可很多老師會認為批評孩子、懲罰孩子才是為孩子好。

詹大年：

那他是在催眠自己，他沒有真的去看事實——他其實不是為了孩子好，他是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利益。

你承不承認孩子才是教育的主體，教育應該為孩子服務?

如果你承認這一點，那你就得看你是不是真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在考慮問題，你說你是為了孩子好，孩子怎么覺得?他能不能接受你為他好的方式?

還是你只是為了彰顯你自己?

有的老師來找我炫耀，說他責罵了孩子之后，孩子馬上去寫了檢討，而且檢討寫得很好，念的時候都哭了。

我說：“這有什么好高興的?孩子真的想寫檢討嗎?他馬上去寫，只是因為他知道交了檢討就可以回家吃飯，此時此刻他的需求不是檢討，而是馬上離開你。”

朱永新老師講，做好老師很簡單，就經常想兩句話：

第一，假如我是孩子;第二，假如是我的孩子。

假如我是孩子，你今天這樣對我，我愿意接受嗎?

假如是我的孩子，我會允許你這樣對待他嗎?

 

禁不住學生罵的老師太脆弱

學堂：

丑小鴨接收的都是別的學校不愿教、教不了的學生，我想，說漂亮話容易，但真的接住這么多青春期孩子拋出來的一個個非常具體的挑戰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吧?

詹大年：

今年春節期間，一個20多歲的男孩回到學?？次?mdash;—人長得很帥，是個汽車銷售公司的經理，畢業10多年了。

他剛來讀初一的時候，帶領全班同學把罵我的話寫在紙上，一人寫一句，都簽上名交給我。

他是這樣寫的：“詹大年，你算個男人嗎?你算個人嗎?你把我們關在這里，老子畢業出去以后，第一時間找個炸彈把你跟學校一起炸了!”

我看到以后感到很好笑，把紙收起來，沒有找他。

他到現在都很納悶，“詹校長為什么沒有找過我，后來還把我送到了好的高中，幫助我考上大學”?

還有一個女孩子，來的時候15歲，已經跟男朋友同居了。她媽媽怕她吸毒，把她送過來的。

孩子來后第二天就寫了一封長信交給我：“詹大年，你媽了個X!……”

我看到信就笑笑，個把月都沒找她，見到她就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。

她心想，“這個校長收到信了嗎?怎么沒有動靜?講也不講、罵也不罵，我這信白寫了嘛”!

她就來找我說：“詹校，把我上次寫的信還給我算了。”

我說：“還給你干什么?”

她說：“我搞錯了嘛。”

我說：“你沒錯。

第一，你寫信的時候肯定評估過，寫信罵校長是沒事的，你是高度信任我才寫的。

第二，你以最好的方式解決了最大的問題。

當時你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很溫暖，卻被校長‘關進這里’，是校長不對嘛。

你心里不平衡，肯定要挑戰一下——挑戰校長是最爽的嘛。

現在你看，你發泄完了心里舒服了，陽光開朗了，你也沒出什么事，我也沒出什么事，你也劃算，我也劃算。你要不寫信，跳樓了怎么辦?”

她說：“校長你真的好玩得很!”

學堂：

我要聽哭了。

您處理每一件事都是從孩子這個主體出發。

首先考慮孩子的心情，而不是“他怎么侮辱我?我一定要報復他”!

詹大年：

有的老師看到學生辱罵我的信，忿忿不平，說“這是侮辱校長”。

我說：“這是屁話!詹大年有這么脆弱嗎?我一個50多歲的人的尊嚴是一個小孩子可以侮辱的嗎?他可能是侮辱我，但他沒有侮辱到我，這有什么關系呢?”

學堂：

當一個孩子對一個成年人表現出攻擊性行為時，一般的成年人會立刻報復回去，而且覺得自己非常有理——是孩子有錯在先，我才會懲罰他、報復他。

但在您看來，這樣的成年人太脆弱。

詹大年：

是的，說明他內心充滿恐懼。

一個15歲的孩子寫封信給你，你怕什么呢?如果你怕，說明你做了很多虧心事。

不少孩子一開始講過，出去要殺了我，最后沒有一個來殺我，畢業以后都對我好得不得了，有什么事情搞不定了還會打電話給我。

學堂：

您的學生，有什么苦惱或需要什么幫助，會直接跟校長說，不需要采取極端的行為去表達自己。

相反，我們看到很多教育悲劇——好好的孩子突然就跳樓了，老師家長竟沒發現任何預兆。

孩子是寧可死也不愿向老師家長求助，因為平時的不被尊重、不被理解已經讓他絕望了。

詹大年：

就是絕望。

否則正常人不會沒事去死。

學堂：

按說老師家長應該是最值得孩子信任的人，為什么他們卻失去了孩子的信任呢?

詹大年：

因為他們在教育中剝奪了孩子表達的權力和自由。

本來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，可以以任何方式，可是教育者讓孩子必須按他們的要求、做成他們喜歡的樣子。

這不是表達，是表演嘛!

一個人如果能把他想說的表達出來，他就不會那么痛苦。

前提是他的表達不會被指責，他不必因為表達而恐懼。

 

“問題孩子”背后的家庭，都缺2樣東西

學堂：

根據您多年的經驗，出現叛逆、厭學等行為表現的“問題孩子”，他們的家庭有沒有一些共性的特點?

詹大年：

實際上，有問題的家庭遍地都是，本質就兩大問題：

第一大問題是，家庭的功能已經缺失了。

什么意思呢?

房子、車子、父母、孩子，這些是家庭的元素，但還不是家庭的功能。

就像泡茶，茶葉、茶杯、水，都有了，但這三樣東西擺在一起不是茶，一定要在沖泡過程中有機組合，才形成茶。

功能缺失的家庭往往就是家庭元素都具備，但卻不具備有機組合的能力了。

比如做飯就是實現家庭功能的途徑之一。

我們在家里做飯吃和去外面店里吃，同樣能把肚子填飽，不同就在于，家人一起做飯，能實現合作的功能。

你們一起做飯，就必須去了解每個人的想法，一起做計劃，做飯過程中就必須溝通、必須交流、必須體諒、必須包容。

去飯店吃現成的沒有這種功能嘛，這種功能只有在家做飯才可能產生。

家庭還應該有休閑的功能。

你在外面不能脫光衣服，在家里就可以呀。

家里的沙發不能像辦公室的沙發那么板板正正，而應該是寬寬大大，讓人可以亂七八糟地坐下、隨隨便便地躺下的。

孩子放了學，把書包一丟，就可以懶懶地癱在上面。

但是很多家庭連休息的功能也沒有了，家長一看到孩子賴在沙發上，立刻就會數落：“像什么樣子!坐沒有坐相，站沒有站相!”

孩子在學校里規規矩矩坐了一天，回到家里還要筆管條直的，這還是人嗎?

家庭更應該有情感交流的功能。

現在很多父母很少跟孩子交流，一是時間都投入在工作上，早上沒起呢孩子已經走了，晚上回來孩子已經睡了;二是一開口只會問孩子學習怎么樣，考了第幾名。

親子之間缺乏情感基礎，上來就直勾勾地問成績，你讓孩子怎么想?

成績好嘛，還能回答兩句，成績不好嘛，孩子大氣不敢出——他知道他一說出來就會挨家長罵，他只好回避和家長說話。

家庭里面應該有自由表達的功能，什么話都可以說，說什么都不必恐懼，可是很多家庭這個功能是缺失的。

“問題孩子”背后的家庭，第二大共通問題是父母人格的缺失。

我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《這屆“父母”都變成“家長”了》，什么意思呢?

意思是，“家長”跟“父母”是不同的，家長是相對學校存在的，父母才是相對孩子存在的。

很多家長是學校老師的秘書、副手甚至打手。

而父母是把孩子養大的人，看得見孩子的需求，保護孩子，沒有任何條件，也不索取任何報酬。

不是孩子聽話就養，不聽話就不養。

很多人沒有父母的人格，只剩下家長的人格。

生完孩子，事事處處對孩子提出嚴格的要求，向孩子收取回報，掛在嘴上的總是“我養你這么大，你為什么這樣”。

這話本身就不合理嘛，他為什么這樣是他的事，把他養大是你的責任和義務。

我早些天遇到一個家長，孩子上初二。

家長說：“我不想讓孩子上初三了。”

我問：“為什么?”

家長說：“他不好好學習。”

我說：“家長你錯了。

他好不好好上學是他的事，而送孩子讀完初中是你的責任和義務。

好像一定要達到什么目的才送他，你這是推脫責任嘛。

你完全像養豬一樣地養孩子，養豬的時候心里時刻在盤算它能割多少肉，賣到多少錢，養孩子也是隨時在計算回報。

爸爸媽媽不是這樣當的!”

家長說：“校長我知道了，我錯了。”

幾年前，我辦公室來了一家四口，孩子上重點中學，爸爸是律師，媽媽是老師，奶奶是醫生，一家子看上去光鮮亮麗，家庭關系卻出現很大問題。

什么問題呢?

醫生奶奶回到家還像醫生，看所有人都用看病人的眼光;老師媽媽回到家還像老師，看所有人都用看學生的眼光;律師爸爸回到家還像律師，看所有人都用看罪犯的眼光。

我說，你們把工作中的人格拿到家里是不行的。

奶奶你回到家要做個慈祥的奶奶，你不是醫生了，沒有人找你看病;

爸爸你回到家要做個孝順母親的兒子，理解妻子的丈夫，包容孩子的爸爸，你不是律師了，也沒有人是罪犯;

媽媽你回到家哪怕就好好做頓飯也行，你不是老師了，不要像訓學生似的訓了這個訓那個。

他們馬上就領會了。

還有一家，媽媽是企業家，孩子是爸爸帶大的，跟爸爸關系很好。

爸爸突然車禍去世了，孩子很想念爸爸，媽媽又工作忙，經常不在家，孩子就一個人玩手機。

媽媽看到兒子天天玩手機很生氣：“叫你搞學習你不搞，叫你不要玩手機你偏玩。”

她就把孩子的手機沒收了，那么孩子就去玩電腦。

媽媽又把電腦網線扯了，孩子就去看電視。

媽媽又把電視信號掐斷了，孩子只好跑到臥室睡覺。

媽媽又把孩子趕下床，孩子只能躺到沙發上，就這樣在沙發上躺了7個月。

媽媽每天早上上班前放一碗飯在茶幾上，晚上回來能看到這碗飯被吃掉了，除此之外母子之間再無交流。

媽媽急得問我怎么辦。

我聽了說：“你跟孩子的關系，只剩下一碗飯的關系了。他的生命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只動物。”

實際上，孩子玩手機的本質是想要爸爸嘛，爸爸去世了，媽媽又完全不理解他，孩子太可憐了!

多少孩子每每滿心期盼著媽媽回家，門開了，回來的卻是個女董事長，回到家還跟開董事會似的，只會問學習，問“業績”。

孩子在學校上了一天課，那么疲勞，回到家想被媽媽問“業績”嗎?

他希望的一定是媽媽問問他想吃什么呀，想去哪里玩——

家庭本應該做這些事情，而不是只會問孩子要成績。

 

孩子沉迷手機怎么辦?

學堂：

也就是說，孩子出現沉迷手機等行為，本身不是問題;導致孩子出現這些行為的教育方式，才是問題。

試圖把孩子本身當成問題去矯正也是無效的，唯一有效的是教育者自身做出改變。

詹大年：

是的。

孩子沉迷手機，核心是關系問題，孩子是想找關系啊。

跟我們成年人一樣，沒有地方玩的時候就玩手機嘛，如果我們兩個人在聊天，聊得很開心，我還會玩手機嗎?

手機游戲不但玩起來方便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游戲里，孩子不會被指責，不會被中傷，能找到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存在感。

如果我們塑造的家庭關系和教育環境，讓孩子感覺跟人玩是充滿危險的，只有跟手機玩不危險，那么簡單地砸掉孩子的手機，真的沒用，還可能危及孩子的生命。

怎么辦?只有修復親子關系、師生關系。

其實人與人一起玩是最好玩的，因為人是活生生的，充滿變化的。

父母想要做出改變，還要注意一點——覺察你的發心。

如果你的發心是改造孩子玩手機的行為，于是假裝和孩子道歉說“爸爸媽媽一定改”。

你以為你道歉了，就能讓孩子放下手機，就能把孩子帶出家門?孩子可能不會跟你出去玩。為什么?

因為他知道你想把他帶出去的目的，是你見不得他玩手機。

如果你的發心是真的意識到，你過去的嚴格管控或情感忽視，對孩子造成了傷害，現在真的希望孩子開心，孩子才有可能跟你出去。

學堂：

如果孩子已經完全不信任父母了，怎么辦?

詹大年：

尋求第三方的幫助。

一個媽媽，職業是老師，兒子偷了她的錢打游戲，玩掉了幾萬塊。

孩子一米七幾，媽媽一米五幾，孩子生氣的時候曾把媽媽按在地上，母子倆完全不能溝通了。

媽媽把孩子送到我這里，5個月之后來看孩子，孩子滿臉笑容地跑過去把媽媽抱起來，媽媽高興得不得了。

學堂：

這5個月發生了什么呢?您做了什么讓孩子發生了這么大的轉變?

詹大年：

孩子媽媽也很驚訝：“我的孩子怎么會抱我呢?”

其實在我這里也沒什么神奇的，就是讓孩子正常地生活，自由地學習、玩耍和表達。

孩子心情好了，生命狀態好了，一切就都順過來了。

學堂：

您開始時說，丑小鴨中學追求的和其他大部分學校不一樣——追求的是孩子恢復正常的生命狀態。

不懂的人或許會以為，丑小鴨中學的追求比別的學校低，在我聽來，丑小鴨的追求恰恰是教育的最高追求。

不過我想大部分家長還是會關心，在丑小鴨上學的孩子，還能參加中考高考嗎?

詹大年：

可以啊，丑小鴨是正規的學歷教育機構，只是大部分孩子在這里待一段時間后，會選擇回原籍或他原來的學校參加中考。

比如，2019年我這里只畢業了4個孩子，今年這4個孩子當中，一個上了985，一個上了211。

不是說明我教得好，只是說明：

第一，所謂的“問題孩子”，智商情商根本沒問題;

第二，學習是孩子自己的事，只要你不去破壞他的學習力，孩子完全可以自發地學習，正常地上學。

孩子們來丑小鴨時，都是不上學的，回去以后絕大部分都繼續上學了。

丑小鴨做的，只是修復孩子的生命狀態。

生命狀態好了，成績提升是自然而然的。

不是作業多、補課多，孩子成績就好，也不是孩子成績好，生活就幸福。

 

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

學堂：

您曾說“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，問題孩子才是教育出來的”，如何理解這句話?

詹大年：

生命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生長。

為什么說“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”?因為生命本身就具備生長性啊。

教育者的作用就兩個：

第一是你別破壞他，第二才是給他適當的保護和養料。

為什么說“問題孩子是教育出來的”?因為一個生命竟然不生長，一定是教育者破壞了他的生長規律，破壞了他的生命狀態。

還是那句話，教育的本質是讓人更加自由——自由地生長。

學堂：

這樣說的話，與其將父愛母愛塑造得“恩重如山”，不如以生命對生命的、更平等的視角去看待親子關系。

詹大年：

是的。

有些學校舉辦“感恩大會”，邀請我去看。

一次，他們讓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孩子在臺上說：“媽媽，你為了我，熬白了頭發，你為了我，臉上爬滿了皺紋，你為了我，放棄了自己如日中天的事業……”

臺下，孩子媽媽和其他家長都聽得哭。

學校請我作為首席專家進行點評，我說：“對不起，我就攪局了。

你們不應該哭。

你的頭發，生不生孩子都會白，不是熬白的;你生不生孩子都會老，也不是因為生了孩子才長皺紋的。

頭發白了，有了皺紋，反而是成長成熟的標志。

你們不能讓孩子背負愧疚感!

你知道嗎?如果你不養孩子，你就永遠做不了媽媽，你應該感恩孩子才對!”

學堂：

很多家長執著于給孩子增加課業負擔，見不得孩子在休息日真正的休息，美名其曰讓孩子“彎道超車”，您怎么看?

詹大年：

白天跟晚上是有界限的，今天跟明天是有界限的，家庭和學校是有界限的，工作日和休息日是有界限的。

倡導“彎道超車”的教育破壞了天地自然的界限，破壞了生命的界限。

休息跟玩耍是生命需求，你要求孩子把玩的時間拿來做作業，把休息時間拿來“彎道超車”，會造成直接的惡果——孩子就不認識生命，好像什么東西都是可以拿來超車的。

有一天，孩子會習慣拿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健康去換取身外之物，那時你是要后悔的。

你試試連續72小時工作，不吃不睡不休息會怎么樣?你的身體會不會垮掉?你連續工作72小時之后的工作效率，和正常休息了的人相比，又怎么樣?

很多人把教育看成了有目的的手段，于是不擇手段。

一個人的生命很有限，活到90歲、100歲不會再活的。

家長覺得別的孩子在玩，我的孩子在學習，是占了便宜，實際上卻是吃了大虧。

所以在剛剛過去的暑假，我帶學生們在山上玩時，發了一條小視頻說：“我們在‘彎道’看風景，讓別人‘超車’去吧!”

假期應該是輕松快樂的 | 圖為詹大年與教育界好友李鎮西在沙漠徒步

學堂：

尹建莉老師8年前寫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兒時不競爭，長大才勝出》，核心意思就是說：

童年的任務不是向外延展，而是向內積累。

一個人內在力量強大，才能很好地把控自己，未來才有可能處理好自己和世界的關系，在人生事務中獲得主動權——這才是培養競爭力的正常順序和邏輯。

“彎道超車”的教育，無異于殺雞取卵。

詹大年：

對。

教育的效果，是要拿孩子們長大后是否幸福來做評價的。

沒有一個孩子應該以任何理由被剝奪自由生長的權力。

每個孩子都值得過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。

 

允許孩子先探索自我

再有目標地去努力

其實比強行灌輸的填鴨式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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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就孩子，幸福自己

作者介紹

小豬豬，傾聽者，感受者，記錄者，尹建莉父母學堂內容總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