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談“神奇校長”詹大年:“不少學生講過,畢業出去要殺了我!”

孩子上學,如同受難?

諷刺嗎?

寫這篇文章的我,從小是傳統評價標準定義的好學生,聽話守紀,成績優異,但卻無比害怕上學。

印象里,幾乎沒有一個上學的早晨,心里不是充滿緊張和恐懼的。

因為學校就意味著嚴格的約束,無盡的作業、考試、排名,以及但凡有一點差錯就將面臨的批評、懲罰乃至“公開處刑”。

小時候,似乎我所有的精力都用于“自保”了,拼命做一個好學生以自保。

長大后我在想,作為好學生尚且如此,那么“差生”們又經歷了什么?

我在所就讀的學校,親眼見過老師把作業沒完成的女生揪著頭發拖出座位,連人帶桌扔出教室;

親眼見過男生因考試錯了一道填空題被罰站一中午,不準吃飯;

親眼見過班主任在講臺上批作業,批一本丟一本,一邊丟一邊罵,全班孩子趴在地上撿……

這些畫面,成為終生的噩夢。

30多歲時說起這些事,我出身農村的朋友聽了萬分驚訝:“我以為就我們小地方這樣,你們大城市不一樣……”

我們苦澀地發現,原來一個樣。

我不知道基于單一評價標準和嚴苛管理的教育,讓多少孩子成了滿心傷痕、成年以后回想起來還是瑟瑟發抖的人。

其實那可能算不上教育,只是接連發生、持續十幾年的恐嚇。

帶著切身體會和關于教育的詰問,我從網上聯系了一位從教41年的資深校長,他叫詹大年。

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上學都像受難?詹大年直言不諱:

在以應試成績為核心評價標準的教育大環境中,太多學校都在靠“擇優生,趕差生”求生存、求利益、求榮譽。

表面上說“一切為了學生”,其實根本沒有將孩子放在教育的主體地位上。

 

教育成了制造,孩子成了工具。

這樣的真相,未必沒人發現,只是鮮少有人捅破,更鮮少有人敢于放棄既得利益做出變革。

詹大年有膽。

此人18歲師范畢業當老師,26歲當校長,38歲放棄編制和穩定收入“出走”,身上連充足的路費都沒帶,卻立誓去做“沒有恐懼的教育”。

2011年8月,他在昆明以東50多公里的宜良縣,創辦了專門接收不適應傳統教育的“問題孩子”的學校——丑小鴨中學。

這個校名的寓意,明眼人一看便知:丑小鴨是被誤解的白天鵝,在詹大年眼中,“問題孩子”就是被誤解的白天鵝。

詹大年堅信,孩子們“早戀”、網癮、厭學、逆反,一身毛病,卻不是天生壞種,只是過去在學校和家庭遭受了太多傷害。他說:

如何對待“問題孩子”,檢驗著教育者的良心——良心好的,看到“問題孩子”心疼,良心壞的,看到“問題孩子”頭痛。

11年來,從丑小鴨中學走出了2000多名學生,他們無一例外,來的時候對學校、老師、家長充滿敵意;也少有例外,走的時候對詹大年和丑小鴨依依不舍,念念不忘。

一年校園“春晚”,有個環節是每個孩子都可以說自己的新年愿望,沒想到孩子們呼啦啦撲上來抱住詹大年:“我們最大的心愿是要校長當爹!”

詹大年又感動又高興,后來真的在自己名片上印“問題孩子他爹”。

2022年8月,我與尹建莉父母學堂的幾個同事,不遠千里從北京趕往宜良,就為親眼見見這位詹大年。

身材高大,愛笑,說起啥事都直指本質又云淡風輕,整個人內在空間很寬敞、很放松,是我對他的印象。

 

圍繞他如何看教育,如何做教育,我們進行了以下對話。

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?

學堂:

丑小鴨中學和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在哪里?

詹大年:

目標追求不同。

其他大部分學校,追求的是升學率。

丑小鴨中學追求的是孩子恢復正常的生命狀態。

學堂:

什么是正常的生命狀態?

詹大年:

正常吃飯,正常睡覺,正常學習,正常交往。

學堂:

所以,來您這里的孩子,最初是連這些最基本的“正常”都做不到的?

詹大年:

的確都是人家認為“不好教”的孩子,所謂的“問題孩子”。

去年下半學期做過一次統計:家長承認孩子在醫院被診斷過抑郁且服藥無效的,在我們學校就占到了74%。

這些孩子不是智商情商低,也不是不努力——

抑郁恰恰是努力之后的躺平。

為什么躺平呢?因為他怎么努力都還是達不到老師家長設定的標準。

舉個例子:

一對父母在一所名校工作,孩子也在這所名校上學,成績是重點班的前十名,父母還不知足,發愁地問我:“孩子的成績老在前十名‘徘徊’,該怎么辦?”

面對要求這么高的家長,孩子能不抑郁嗎?

假設這樣一個孩子,為了表達抗議,在家里和媽媽發生了沖突,那么他一定會被扣上“叛逆”“不孝”的帽子。

可是我想問,一個人摔杯子,是跟杯子過不去嗎?他是跟自己過不去。

孩子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行為,都緣于他的情緒找不到出口,他看不到出路,你說孩子可不可憐嘛?!

學堂:

是不適宜生長的環境給孩子帶來了抑郁。

詹大年:

評價孩子的標準非常單一,就是學習成績。

這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:

從孩子到成人,都有目標,沒方向。

學生的目標就是高考考上名校,但這個目標實現以后干什么呢?不知道。

貪官的目標就是做官做到幾級,但他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?不知道。

學堂:

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您說的“目標”和“方向”的區別?

學生只知道考清華北大,就像貪官只想著升官發財一樣。

這些目標來自社會世俗價值觀的滲透和父母的灌輸,而不是一個人從自由探索和獨立思考中得出的。

很少有人發自內心地對一件事情感興趣,遵從興趣和個性去想“我這輩子要成為什么樣的人,要活出什么樣的生命”。

詹大年:

對。

學堂:

這樣的話,當他很努力地達到一個外界灌輸的目標以后,就會突然不知道該干什么。

詹大年:

而且,只有目標沒有方向的人,一旦目標達不到,就很容易自卑、退縮。

有方向的人卻能不屈不撓。

世界上很多科學家、藝術家是有方向的。

沒聽說過哪個諾貝爾獎獲得者,是以獲得諾貝爾獎為目標,去進行科研、創作的,他們只是走在自己感興趣的方向上,功成名就都是“不小心”發生的。

目標是線段,而方向是射線。射線只有一個端點,它永遠是向前的。

學堂:

我明白了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因為考試成績的起伏,抑郁乃至自殺。

因為他們沒有一個長遠的對自己生命的看法,所以特別容易為眼下到底考了95分還是98分而痛苦糾結。

教育在這件事中起了很壞的作用。

孩子們有目標、沒方向,折射的是教育者認知的局限。

如果你只想培養一個有目標的人,你可以給他灌輸“考100分”“上名牌大學”,但如果你想培養一個有方向的人,培養思路不是這樣的。

詹大年:

對。

那種僅僅為了成績、為了升學的教育,我認為不是教育,只是“制造”。

教育的價值是使人更加自由,更加好玩。

人為什么看書?因為看書是自由地跟書對話。

人為什么畫畫?因為畫畫是自由地表達自己。

 

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?

教育應該是讓人在他自己的方向上自由地行走,這個行走很有力量。

“教育是讓人自由地行走”

被忽視的自由意志

學堂:

您剛才講的內容當中,浮現了一個很核心的議題:

教育到底要忽視和消滅一個人的自由意志,還是不斷鼓勵個體去發展他的自由意志。

給孩子規定目標——“必須學好數理化”“必須考上清華北大”“畢業以后掙大錢”,等等——是完全忽視孩子的自由意志的,只是像制造物品那樣,預先設定好各項指標,然后把材料倒進模具里壓。

詹大年:

這樣制造出來的人,他要找好工作是為什么?就是為了多拿錢。

從這個邏輯來看,什么是好工作?錢又多又輕松的就是好工作。大家是不是都這么理解?

那么人在其中干什么呢?人不就是在拿錢嗎?像個工具一樣,甚至可以被工具替代,因為他不思創造也不能創造。

學堂:

這其實也解釋了,為什么很多孩子都覺得學習異常痛苦。

當教育淪為制造,把孩子當成達成指標的工具,孩子勢必喪失學習的主體地位,淪為被動角色。

就像很多上班族,總覺得自己是被迫去打工的,所以每天上班都在算計怎么摸魚,混到工資。

今天上學如上墳的孩子,就是明天上班如上墳的大人。

詹大年:

這就不是生活了,只是生存。

一個人在生存的路上,永遠是痛苦的。

我們整個的系統設計,一直在把人往生存的路上趕,而不是讓人真正地去生活、去享受創造。

學堂:

系統設計的理念,會體現到所有具體的教育場景中。

詹大年:

對,比如寫作文,首要要求竟是不得少于800字。

本來寫作應該是一種有感而發——我想表達自己,表達完了,舒服了,就不寫了,怎么開頭、怎么結尾也是我的事。

可應試作文都規定了套路,這個套路把創造的能量套死了。

為什么很多孩子不會寫作文,不愛寫作文?

因為他不能自由地寫。

孩子沒有自主發揮的空間,就不會有成就感。

學堂:

就像很多孩子不愛學習,家長抱怨“天天得我逼著他,不督促作業就不寫”。

是孩子覺得學習沒意思,反正一切都有標準答案,只有給出標準答案才是對的,其他答案都是錯的,而錯的答案,是沒有分的。

你不停給孩子這樣的反饋,他就會知道“原來我的獨立思考和創造沒有價值”。

詹大年:

我昨天看到一個家長,用默寫、抄寫、背誦,把孩子一天的時間都灌滿了。

我就想,默寫、抄寫、背誦本身能帶來創造嗎?

我兒子小學二年級的時候,老師叫他抄寫,他把三支筆綁在一起,一次就能寫三個字。

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啊,這才叫創造。

我早年還教過一個學生,英語不行,但喜歡打籃球。

我問他為什么不愛學英語?他說英語老師兇,經常罰學生抄寫,錯一個就要抄一本。

孩子們抄完了,老師得把作業本收上來啊,其實收上來老師也不看,就丟到床底下。

我這個學生干嘛呢,他把老師床底下人家抄過的作業本都偷出來,賣給同學。

他說“你一毛七買個新本子還要抄,現在我一毛錢賣給你一本抄好的”。

后來被老師發現了,老師就要開除他,我知道了,跟老師說:“不要開除。第一,你這個老師做的確實不對,叫孩子抄那么多干嘛呢?第二,這孩子挺有頭腦的嘛。”

后來這個孩子考上了大學,在一個國有大企業做了董事長,成為中國橋梁建設中很有貢獻的人。

他告訴我,他的造橋技術,可以把工程時間縮短2/3,把工程造價減掉1/3。

學堂:

聽上去他在橋梁建設中的創造,和他小時候偷作業本、幫同學節約時間的效果異曲同工啊。

詹大年:

是啊。

當初,是他的語文老師生孩子,我去代課,和他認識的。

他特別喜歡我上課,兩節作文課,他總是上完第一節就跟我說:“詹老師,下一節課我不想上了,想去打籃球。”

我說:“那作文怎么辦?你沒寫嘛。”

他說:“我用嘴巴講,現在講給你聽。”

我說:“可以呀,那你講嘛。”

講完他就打籃球去了。

丑小鴨中學教室內景

學堂:

我發現您當老師和別人思路很不一樣。

同樣一件事,老師給孩子留了很多重復性作業,孩子沒有做,別的老師會很生氣,責備孩子不用功,然后加倍懲罰孩子。

社會主流價值觀會認為這樣的老師很好,對學生嚴格要求,認真負責,完全是學生有問題,調皮搗蛋,偷奸?;?。

您的評價和處理方式卻完全相反,認為老師在用重復性的作業浪費孩子的時間。您還支持孩子去做他感興趣的事,不會說他曠課去打球是玩物喪志、沒出息。

我想,如果按照一般老師的處理方式,這個孩子會被貼上“壞學生”“問題孩子”的標簽,甚至被趕出學校。

而用您近乎“縱容”的方式處理,事實證明,孩子后來發展得很好。

為什么會有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?

詹大年:

我覺得,首先分辨在教育活動中主體是誰——這個問題很重要。

如果主體是孩子,那么孩子的狀態是最好的狀態的時候,說明你的教育是成功的。

孩子的狀態不是最好的狀態,你吼他罵他,罰他抄作業,讓他很痛苦,根本不想理你,那么你的教育注定失敗。

所以,關注孩子這個主體的生命狀態,才是最重要的。

學生為什么特別喜歡我上課?

因為我上課是不留作業的。家庭作業、假期作業,基本沒有。

對“復習鞏固”這個概念,我一直是懷疑的。

如果一個孩子用復習鞏固的時間去玩,去獲取新的信息、接觸新的知識,他加工信息的思維能力就會更強,他就更能判斷信息的價值,這多有意思呢!

如果成天是復習、抄寫、復習、抄寫,他有時間去思考、去判斷嗎?這不是傷害生命嗎?

文學常識、生詞新字,我都直接告訴學生,這些東西考試時會占十幾分,如果你們想成績好,就自己背,你不背不關我的事啊。

我從來不管他們,背就背,不背就算了。

我的學生就有時間去閱讀、去寫作,一學期寫七八十篇甚至上百篇作文,寫得停不下來。

語文,只有作文才是創造嘛!抄什么抄?浪費時間!

我自己的女兒,初中的時候語文滿分120分,她經常能考過100分。

我問:“那十幾分扣在哪了?”

她說:“就是文學常識啊、默寫啊這些。”

我說:“這些那么簡單,為什么反而扣分呢?”

她說:“就是簡單才扣分嘛。”

我說:“為什么不背一下呢?”

她說:“爸爸,你知道背這些東西要花多少時間嗎?有這個時間,我可以看多少本小說。”

我說:“你是對的。知道選擇,知道放棄,知道做什么效率是最高的,什么是自己最需要、最喜歡的,什么才可以滋養自己。”

人不懂得滋養自己,活著沒意思。

學堂:

您的視角跟一般的老師家長真不一樣。

大家看到孩子竟然因為簡單的抄寫背誦題扣分,都會痛心疾首,把孩子痛批一頓,覺得這分丟得太冤了。

您卻堅信孩子知道什么是對他最好的,鼓勵他去自主選擇,去取舍。

這里面最根本的不同點是,您更看重孩子的主體性和自由意志的發展。

而一般的老師家長會固執在自己的想法里,看重孩子是不是聽話。

詹大年:

他們給孩子的學習生活畫了框框,給孩子的生命畫了框框,一旦孩子超越了框框,他們就覺得不舒服。

就像拿著畫好的圖紙來養花,一旦花長得不符合圖紙就剪掉,如果這還不行,就把整盆花換掉,不尊重生命本來的樣子。

讓孩子在既定的框框里成長,能有個性化的生命嗎?

所以我對女兒說:“那些抄寫背誦的題目做對了,除了拿來吹牛,沒有多大價值。你的選擇是對的,你得到的成績就是爸爸認為的最好的成績。”

她犧牲了很小、很簡單的東西,獲得了更多、更重要的東西,這個交換太有意思了,不聰明的人是做不出來的。

 

 

太自由,會不會沒規矩?

學堂:

什么是好老師?

很多人的評價標準是,能把學生管得服服帖帖,考試成績搞得高,課堂紀律整齊劃一,就是一切都在規范當中。

詹大年:

這是大一統的封建意識的審美。

生命是活生生水靈靈的。

任何一個生命體的追求都是自由。

一個人,只要他不傷害他人,幸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、能做的事,多姿多彩地活著,為什么不行呢?

學堂:

可學校是個集體,集體總需要規則吧?

詹大年:

規則應該是對大家都有利,大家慢慢在生活中協商出來的東西,而不是校長在辦公室自己寫出來的各種規矩。

守護集體的規則,就是守護個人的利益。

你今天晚上什么時候睡覺,這本來是你自己的事,只是因為寢室里還有其他人,才需要有關于睡覺的規則。

你不想睡,躺在床上想問題、看書都可以,但你不能出聲影響別人。

我們學??赡軟]有人知道校長的規矩是什么,類似這樣的寢室公約、教室公約、食堂公約,都是孩子們自己制定,寫在墻上的,而且可以修改。

還有很多不成文的約定,比如有人過生日怎么辦,同學之間打架了怎么辦,有人遲到了怎么辦。

我們學校的孩子商量出的規則是,誰違反了公約就做幾個俯臥撐,幫同學疊次被子,給大家買買奶茶、棒棒糖,或者僅僅向大家說句“對不起”就完了。

孩子們感到很輕松,而且都有種守護規則的幸福感。

校長、老師,談規則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搞清楚,規則跟孩子到底是什么關系?

規則應該是保護所有與規則相關的人的。

發揮學生的主體價值,讓學生成為規則的制定者、守護者、受益者。

學堂:

在我的印象里,很多學校的規則和處罰措施是很嚴厲的。

例如每天早上都有值班員站在校門口記遲到,哪個孩子遲到了,會給他的班級扣分,然后大喇叭廣播通報,接下來是年級組長批評班主任,班主任當著全班批評遲到的孩子,讓這個孩子去教室外面罰站兩小時,說不定還要請家長。

處罰都是帶有公開羞辱性質的,會讓孩子心里充滿緊張、恐懼和羞恥,完全不像您剛才講的,像做游戲似的。

詹大年:

這種處罰本身就在破壞規則。

一個同學遲到了,跟全班有什么關系?為什么要扣全班的分呢?顯然,目的就是讓遲到的孩子成為眾矢之的,讓全班同學跟他對立。

這不明擺著是對孩子的傷害嗎?

這不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嗎?

讓孩子在教室外面站兩個小時,有什么價值呢?

如果你的目的是讓他不遲到,那你先得詢問他遲到的原因啊,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難了?老師能不能幫你呢?

我第二年教書的時候,有個孩子經常遲到,還每天一到教室就睡覺,成績很差。一些老師批評他,他更不想學習了。

我就去調查原因。

原來這個孩子爸爸媽媽都是盲人,家里六個孩子,窮得吃不上穿不上。兩個哥哥分家出去單過了,他就成了老大,每天早上要煮飯、照顧弟弟妹妹,下午回去要干農活、做家務,勞動強度那么大,還吃不飽睡不飽,課堂是他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。

我覺得孩子太可憐了,就說“有什么我能幫忙的嗎”,他家里農活做不完,我就星期天帶著同學去幫他做。

后來他在我的課堂上雙眼就放光了,作文寫得很好,現在成了企業家。

那一年我19歲。

很多人講起怎么批評學生、怎么處罰學生,都是從教師的利益出發——你影響了我的業績,我就要搞你,而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,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孩子。

學堂:

除了違反紀律,孩子成績不佳,也會被公開羞辱。

老師會說你拉低了我們全班的平均分,挑動全班同學看不起他、排擠他。

這個孩子實際上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。

您認為這類現象普遍存在,核心原因是什么?

詹大年:

核心還是利益問題。

你是站在維護學生利益的立場,還是維護老師個人利益的立場?

為什么我們的教育會培養出很多自私的孩子?因為教育者本身處理問題的時候就是很自私的。

孩子的感知能力特別強,他在你手下的時候不敢講你的不好,因為害怕處罰,畢業以后回憶起來,哪個老師好、哪個老師不好,心里是很清楚的。

什么是好老師?

對學生好的老師,才是好老師。

學生犯錯,只有兩種情況,一種是不知道錯,另一種是明知故犯。

不知道錯的,你平和地告訴他就好了。

明知故犯的,不可怕也不可惡,他一定是心里存著委屈,想通過犯錯來表示“我也是有本事的人”,挑戰一下權威,表達自己的存在。

如果孩子是明知故犯,你該做的是詢問他事情的根源,幫他解開心結。否則你越處分他,他心里會越恨、越堵,一旦有爆發點就不可收拾。

我讀師范學校的時候是剛恢復高考不久,班里最小的同學15歲,最大的已經30多歲了,新來的班主任是個女老師,才20多歲。

老師比學生還年輕,學生自然不服管,心里都想“你會有什么本事啊”,班里亂得一塌糊涂。

那個年代學校不許談戀愛,有個30多歲的男同學明知故犯了,班主任不得不找他。

男同學不服氣地說:“你看你20多歲,經常牽著一個3歲的孩子,一看就是你兒子嘛。你20多歲可以生孩子,那老子30多歲了為啥不能談戀愛?”

我們班主任就很簡單地說了兩句話:“第一,我沒有叫你不談戀愛,是學校叫你不談戀愛;第二,如果你現在談戀愛結婚,你養得起老婆孩子嗎?”

她說得很實在,完全是站在那個學生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。

男同學一下子就想,“對呀,我養不起老婆孩子,談什么呀”。

那個年代學校也不許跳舞,沒想到我們班主任偷偷把男生女生都帶到她宿舍樓頂上,教我們跳交誼舞。

學校知道要罵死的啊!大家開心得要命。

那時候還經常餓肚子,老師就叫我們星期天到她家去,拿出一片地來,讓我們自己種紅薯自己吃。

我們喜歡她喜歡得不得了。

本來我們是全校最差的一個班,半個學期就被她帶成最好的一個班。

她為什么能做到?因為她是根據學生的需求去設計所有的教育的。

她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。

我的這位老師,名字叫戴國智,后來也被評為全國優秀班主任。

“對學生好的老師,才是好老師”

學堂:

我發現您講到的好老師,有一個共通的特點,就是跟學生的關系搞得特別好。

詹大年:

好的關系,才是好的教育。

學堂:

您給丑小鴨中學寫的宣傳語叫“幫助不想上學的孩子”,我看了有點疑惑:

既然送到您這里的孩子都是不想上學的,就說明他們都帶著對學校、老師的抵觸、痛恨。

您這里也是所學校啊,孩子們怎么會愿意待下來呢?

詹大年:

這還是看你能否尊重孩子的生命主體性。

當孩子發現他的主體性會得到尊重,他的生命價值可以在這里放光的時候,他就會主動發生變化。

師生關系只是一段時間內的關系,拋開師生關系,我們就是兩個平等的主體,你也是生命,我也是生命。

主動還是被動,只取決于一件事——主體就主動,客體就被動。

學堂:

就是說,在您看來,在以前的學校,孩子一直被當成客體,所以才不愿意主動上學。

詹大年:

是的。

所以我寫“幫助”不想上學的孩子,而不是“改變”不想上學的孩子。

“幫助”和“改變”完全是兩個概念,“幫助”的意思是,你是主體,你需要我了,我才來幫助你;而“改變”卻是,我是主體,你是客體,你不行,所以我要改掉你。

教育中,我從來不用“改變”這兩個字。

剛來丑小鴨的孩子抵觸學校,在校園里面跑的、喊的、躺地上不起來的都有,目的無非是試探你會不會傷害他。

躺就躺嘛,只要確保孩子是安全的,我就允許他。同學也會陪著他,跟他聊天,給他送吃的。

躺幾天他覺得“大家對我那么好,我一直這么躺著也不好看”,就起來了。

所有極端、叛逆的表現方式,都是為了尋找自己的存在感,當他發現他用正常的方式,存在感就很好,甚至更好,他就會選擇正常的方式。

真的沒有壞孩子。

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說,人都有五層需求,自下而上是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歸屬需求、尊重和愛的需求、自我實現的需求。

孩子的行為都是為了尋求需求的滿足。比如:

一個孩子不愿意聽課,可能只是他當時餓了,你就尊重他的需求,先讓他去吃點飯嘛,不要給他上綱上線。

一個孩子鬧情緒,你就問問他遇到什么了,他就會講了。他不講也沒關系,讓他休息一下,或者去哪里放松一下,他就感覺到很溫暖,沒有人跟他對立,他馬上就會反思“我到底怎么了”。

如果你跟他對立,處罰他,他不會反思了,只會生氣,認為你這個人無情,恨你。

當你把孩子當主體看,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,你看孩子的時候腦子里先想的不是規則、道德這些東西,而是先想人有哪些基本的需求,你就會意識到:

孩子不是故意針對你、跟你對著干,他就是有一些需求沒有滿足,那你能幫助他就幫助他,不能幫助他就保護他嘛。

“不能幫助他,就保護他”

學堂:

您認為體恤孩子是對孩子好,可很多老師會認為批評孩子、懲罰孩子才是為孩子好。

詹大年:

那他是在催眠自己,他沒有真的去看事實——他其實不是為了孩子好,他是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利益。

你承不承認孩子才是教育的主體,教育應該為孩子服務?

如果你承認這一點,那你就得看你是不是真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在考慮問題,你說你是為了孩子好,孩子怎么覺得?他能不能接受你為他好的方式?

還是你只是為了彰顯你自己?

有的老師來找我炫耀,說他責罵了孩子之后,孩子馬上去寫了檢討,而且檢討寫得很好,念的時候都哭了。

我說:“這有什么好高興的?孩子真的想寫檢討嗎?他馬上去寫,只是因為他知道交了檢討就可以回家吃飯,此時此刻他的需求不是檢討,而是馬上離開你。”

朱永新老師講,做好老師很簡單,就經常想兩句話:

第一,假如我是孩子;第二,假如是我的孩子。

假如我是孩子,你今天這樣對我,我愿意接受嗎?

假如是我的孩子,我會允許你這樣對待他嗎?

 

禁不住學生罵的老師太脆弱

學堂:

丑小鴨接收的都是別的學校不愿教、教不了的學生,我想,說漂亮話容易,但真的接住這么多青春期孩子拋出來的一個個非常具體的挑戰,不是那么容易的吧?

詹大年:

今年春節期間,一個20多歲的男孩回到學??次?mdash;—人長得很帥,是個汽車銷售公司的經理,畢業10多年了。

他剛來讀初一的時候,帶領全班同學把罵我的話寫在紙上,一人寫一句,都簽上名交給我。

他是這樣寫的:“詹大年,你算個男人嗎?你算個人嗎?你把我們關在這里,老子畢業出去以后,第一時間找個炸彈把你跟學校一起炸了!”

我看到以后感到很好笑,把紙收起來,沒有找他。

他到現在都很納悶,“詹校長為什么沒有找過我,后來還把我送到了好的高中,幫助我考上大學”?

還有一個女孩子,來的時候15歲,已經跟男朋友同居了。她媽媽怕她吸毒,把她送過來的。

孩子來后第二天就寫了一封長信交給我:“詹大年,你媽了個X!……”

我看到信就笑笑,個把月都沒找她,見到她就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。

她心想,“這個校長收到信了嗎?怎么沒有動靜?講也不講、罵也不罵,我這信白寫了嘛”!

她就來找我說:“詹校,把我上次寫的信還給我算了。”

我說:“還給你干什么?”

她說:“我搞錯了嘛。”

我說:“你沒錯。

第一,你寫信的時候肯定評估過,寫信罵校長是沒事的,你是高度信任我才寫的。

第二,你以最好的方式解決了最大的問題。

當時你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很溫暖,卻被校長‘關進這里’,是校長不對嘛。

你心里不平衡,肯定要挑戰一下——挑戰校長是最爽的嘛。

現在你看,你發泄完了心里舒服了,陽光開朗了,你也沒出什么事,我也沒出什么事,你也劃算,我也劃算。你要不寫信,跳樓了怎么辦?”

她說:“校長你真的好玩得很!”

學堂:

我要聽哭了。

您處理每一件事都是從孩子這個主體出發。

首先考慮孩子的心情,而不是“他怎么侮辱我?我一定要報復他”!

詹大年:

有的老師看到學生辱罵我的信,忿忿不平,說“這是侮辱校長”。

我說:“這是屁話!詹大年有這么脆弱嗎?我一個50多歲的人的尊嚴是一個小孩子可以侮辱的嗎?他可能是侮辱我,但他沒有侮辱到我,這有什么關系呢?”

學堂:

當一個孩子對一個成年人表現出攻擊性行為時,一般的成年人會立刻報復回去,而且覺得自己非常有理——是孩子有錯在先,我才會懲罰他、報復他。

但在您看來,這樣的成年人太脆弱。

詹大年:

是的,說明他內心充滿恐懼。

一個15歲的孩子寫封信給你,你怕什么呢?如果你怕,說明你做了很多虧心事。

不少孩子一開始講過,出去要殺了我,最后沒有一個來殺我,畢業以后都對我好得不得了,有什么事情搞不定了還會打電話給我。

學堂:

您的學生,有什么苦惱或需要什么幫助,會直接跟校長說,不需要采取極端的行為去表達自己。

相反,我們看到很多教育悲劇——好好的孩子突然就跳樓了,老師家長竟沒發現任何預兆。

孩子是寧可死也不愿向老師家長求助,因為平時的不被尊重、不被理解已經讓他絕望了。

詹大年:

就是絕望。

否則正常人不會沒事去死。

學堂:

按說老師家長應該是最值得孩子信任的人,為什么他們卻失去了孩子的信任呢?

詹大年:

因為他們在教育中剝奪了孩子表達的權力和自由。

本來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,可以以任何方式,可是教育者讓孩子必須按他們的要求、做成他們喜歡的樣子。

這不是表達,是表演嘛!

一個人如果能把他想說的表達出來,他就不會那么痛苦。

前提是他的表達不會被指責,他不必因為表達而恐懼。

 

“問題孩子”背后的家庭,都缺2樣東西

學堂:

根據您多年的經驗,出現叛逆、厭學等行為表現的“問題孩子”,他們的家庭有沒有一些共性的特點?

詹大年:

實際上,有問題的家庭遍地都是,本質就兩大問題:

第一大問題是,家庭的功能已經缺失了。

什么意思呢?

房子、車子、父母、孩子,這些是家庭的元素,但還不是家庭的功能。

就像泡茶,茶葉、茶杯、水,都有了,但這三樣東西擺在一起不是茶,一定要在沖泡過程中有機組合,才形成茶。

功能缺失的家庭往往就是家庭元素都具備,但卻不具備有機組合的能力了。

比如做飯就是實現家庭功能的途徑之一。

我們在家里做飯吃和去外面店里吃,同樣能把肚子填飽,不同就在于,家人一起做飯,能實現合作的功能。

你們一起做飯,就必須去了解每個人的想法,一起做計劃,做飯過程中就必須溝通、必須交流、必須體諒、必須包容。

去飯店吃現成的沒有這種功能嘛,這種功能只有在家做飯才可能產生。

家庭還應該有休閑的功能。

你在外面不能脫光衣服,在家里就可以呀。

家里的沙發不能像辦公室的沙發那么板板正正,而應該是寬寬大大,讓人可以亂七八糟地坐下、隨隨便便地躺下的。

孩子放了學,把書包一丟,就可以懶懶地癱在上面。

但是很多家庭連休息的功能也沒有了,家長一看到孩子賴在沙發上,立刻就會數落:“像什么樣子!坐沒有坐相,站沒有站相!”

孩子在學校里規規矩矩坐了一天,回到家里還要筆管條直的,這還是人嗎?

家庭更應該有情感交流的功能。

現在很多父母很少跟孩子交流,一是時間都投入在工作上,早上沒起呢孩子已經走了,晚上回來孩子已經睡了;二是一開口只會問孩子學習怎么樣,考了第幾名。

親子之間缺乏情感基礎,上來就直勾勾地問成績,你讓孩子怎么想?

成績好嘛,還能回答兩句,成績不好嘛,孩子大氣不敢出——他知道他一說出來就會挨家長罵,他只好回避和家長說話。

家庭里面應該有自由表達的功能,什么話都可以說,說什么都不必恐懼,可是很多家庭這個功能是缺失的。

“問題孩子”背后的家庭,第二大共通問題是父母人格的缺失。

我寫過一篇文章,叫《這屆“父母”都變成“家長”了》,什么意思呢?

意思是,“家長”跟“父母”是不同的,家長是相對學校存在的,父母才是相對孩子存在的。

很多家長是學校老師的秘書、副手甚至打手。

而父母是把孩子養大的人,看得見孩子的需求,保護孩子,沒有任何條件,也不索取任何報酬。

不是孩子聽話就養,不聽話就不養。

很多人沒有父母的人格,只剩下家長的人格。

生完孩子,事事處處對孩子提出嚴格的要求,向孩子收取回報,掛在嘴上的總是“我養你這么大,你為什么這樣”。

這話本身就不合理嘛,他為什么這樣是他的事,把他養大是你的責任和義務。

我早些天遇到一個家長,孩子上初二。

家長說:“我不想讓孩子上初三了。”

我問:“為什么?”

家長說:“他不好好學習。”

我說:“家長你錯了。

他好不好好上學是他的事,而送孩子讀完初中是你的責任和義務。

好像一定要達到什么目的才送他,你這是推脫責任嘛。

你完全像養豬一樣地養孩子,養豬的時候心里時刻在盤算它能割多少肉,賣到多少錢,養孩子也是隨時在計算回報。

爸爸媽媽不是這樣當的!”

家長說:“校長我知道了,我錯了。”

幾年前,我辦公室來了一家四口,孩子上重點中學,爸爸是律師,媽媽是老師,奶奶是醫生,一家子看上去光鮮亮麗,家庭關系卻出現很大問題。

什么問題呢?

醫生奶奶回到家還像醫生,看所有人都用看病人的眼光;老師媽媽回到家還像老師,看所有人都用看學生的眼光;律師爸爸回到家還像律師,看所有人都用看罪犯的眼光。

我說,你們把工作中的人格拿到家里是不行的。

奶奶你回到家要做個慈祥的奶奶,你不是醫生了,沒有人找你看病;

爸爸你回到家要做個孝順母親的兒子,理解妻子的丈夫,包容孩子的爸爸,你不是律師了,也沒有人是罪犯;

媽媽你回到家哪怕就好好做頓飯也行,你不是老師了,不要像訓學生似的訓了這個訓那個。

他們馬上就領會了。

還有一家,媽媽是企業家,孩子是爸爸帶大的,跟爸爸關系很好。

爸爸突然車禍去世了,孩子很想念爸爸,媽媽又工作忙,經常不在家,孩子就一個人玩手機。

媽媽看到兒子天天玩手機很生氣:“叫你搞學習你不搞,叫你不要玩手機你偏玩。”

她就把孩子的手機沒收了,那么孩子就去玩電腦。

媽媽又把電腦網線扯了,孩子就去看電視。

媽媽又把電視信號掐斷了,孩子只好跑到臥室睡覺。

媽媽又把孩子趕下床,孩子只能躺到沙發上,就這樣在沙發上躺了7個月。

媽媽每天早上上班前放一碗飯在茶幾上,晚上回來能看到這碗飯被吃掉了,除此之外母子之間再無交流。

媽媽急得問我怎么辦。

我聽了說:“你跟孩子的關系,只剩下一碗飯的關系了。他的生命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只動物。”

實際上,孩子玩手機的本質是想要爸爸嘛,爸爸去世了,媽媽又完全不理解他,孩子太可憐了!

多少孩子每每滿心期盼著媽媽回家,門開了,回來的卻是個女董事長,回到家還跟開董事會似的,只會問學習,問“業績”。

孩子在學校上了一天課,那么疲勞,回到家想被媽媽問“業績”嗎?

他希望的一定是媽媽問問他想吃什么呀,想去哪里玩——

家庭本應該做這些事情,而不是只會問孩子要成績。

 

孩子沉迷手機怎么辦?

學堂:

也就是說,孩子出現沉迷手機等行為,本身不是問題;導致孩子出現這些行為的教育方式,才是問題。

試圖把孩子本身當成問題去矯正也是無效的,唯一有效的是教育者自身做出改變。

詹大年:

是的。

孩子沉迷手機,核心是關系問題,孩子是想找關系啊。

跟我們成年人一樣,沒有地方玩的時候就玩手機嘛,如果我們兩個人在聊天,聊得很開心,我還會玩手機嗎?

手機游戲不但玩起來方便,更重要的是,在游戲里,孩子不會被指責,不會被中傷,能找到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存在感。

如果我們塑造的家庭關系和教育環境,讓孩子感覺跟人玩是充滿危險的,只有跟手機玩不危險,那么簡單地砸掉孩子的手機,真的沒用,還可能危及孩子的生命。

怎么辦?只有修復親子關系、師生關系。

其實人與人一起玩是最好玩的,因為人是活生生的,充滿變化的。

父母想要做出改變,還要注意一點——覺察你的發心。

如果你的發心是改造孩子玩手機的行為,于是假裝和孩子道歉說“爸爸媽媽一定改”。

你以為你道歉了,就能讓孩子放下手機,就能把孩子帶出家門?孩子可能不會跟你出去玩。為什么?

因為他知道你想把他帶出去的目的,是你見不得他玩手機。

如果你的發心是真的意識到,你過去的嚴格管控或情感忽視,對孩子造成了傷害,現在真的希望孩子開心,孩子才有可能跟你出去。

學堂:

如果孩子已經完全不信任父母了,怎么辦?

詹大年:

尋求第三方的幫助。

一個媽媽,職業是老師,兒子偷了她的錢打游戲,玩掉了幾萬塊。

孩子一米七幾,媽媽一米五幾,孩子生氣的時候曾把媽媽按在地上,母子倆完全不能溝通了。

媽媽把孩子送到我這里,5個月之后來看孩子,孩子滿臉笑容地跑過去把媽媽抱起來,媽媽高興得不得了。

學堂:

這5個月發生了什么呢?您做了什么讓孩子發生了這么大的轉變?

詹大年:

孩子媽媽也很驚訝:“我的孩子怎么會抱我呢?”

其實在我這里也沒什么神奇的,就是讓孩子正常地生活,自由地學習、玩耍和表達。

孩子心情好了,生命狀態好了,一切就都順過來了。

學堂:

您開始時說,丑小鴨中學追求的和其他大部分學校不一樣——追求的是孩子恢復正常的生命狀態。

不懂的人或許會以為,丑小鴨中學的追求比別的學校低,在我聽來,丑小鴨的追求恰恰是教育的最高追求。

不過我想大部分家長還是會關心,在丑小鴨上學的孩子,還能參加中考高考嗎?

詹大年:

可以啊,丑小鴨是正規的學歷教育機構,只是大部分孩子在這里待一段時間后,會選擇回原籍或他原來的學校參加中考。

比如,2019年我這里只畢業了4個孩子,今年這4個孩子當中,一個上了985,一個上了211。

不是說明我教得好,只是說明:

第一,所謂的“問題孩子”,智商情商根本沒問題;

第二,學習是孩子自己的事,只要你不去破壞他的學習力,孩子完全可以自發地學習,正常地上學。

孩子們來丑小鴨時,都是不上學的,回去以后絕大部分都繼續上學了。

丑小鴨做的,只是修復孩子的生命狀態。

生命狀態好了,成績提升是自然而然的。

不是作業多、補課多,孩子成績就好,也不是孩子成績好,生活就幸福。

 

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

學堂:

您曾說“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,問題孩子才是教育出來的”,如何理解這句話?

詹大年:

生命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生長。

為什么說“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”?因為生命本身就具備生長性啊。

教育者的作用就兩個:

第一是你別破壞他,第二才是給他適當的保護和養料。

為什么說“問題孩子是教育出來的”?因為一個生命竟然不生長,一定是教育者破壞了他的生長規律,破壞了他的生命狀態。

還是那句話,教育的本質是讓人更加自由——自由地生長。

學堂:

這樣說的話,與其將父愛母愛塑造得“恩重如山”,不如以生命對生命的、更平等的視角去看待親子關系。

詹大年:

是的。

有些學校舉辦“感恩大會”,邀請我去看。

一次,他們讓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孩子在臺上說:“媽媽,你為了我,熬白了頭發,你為了我,臉上爬滿了皺紋,你為了我,放棄了自己如日中天的事業……”

臺下,孩子媽媽和其他家長都聽得哭。

學校請我作為首席專家進行點評,我說:“對不起,我就攪局了。

你們不應該哭。

你的頭發,生不生孩子都會白,不是熬白的;你生不生孩子都會老,也不是因為生了孩子才長皺紋的。

頭發白了,有了皺紋,反而是成長成熟的標志。

你們不能讓孩子背負愧疚感!

你知道嗎?如果你不養孩子,你就永遠做不了媽媽,你應該感恩孩子才對!”

學堂:

很多家長執著于給孩子增加課業負擔,見不得孩子在休息日真正的休息,美名其曰讓孩子“彎道超車”,您怎么看?

詹大年:

白天跟晚上是有界限的,今天跟明天是有界限的,家庭和學校是有界限的,工作日和休息日是有界限的。

倡導“彎道超車”的教育破壞了天地自然的界限,破壞了生命的界限。

休息跟玩耍是生命需求,你要求孩子把玩的時間拿來做作業,把休息時間拿來“彎道超車”,會造成直接的惡果——孩子就不認識生命,好像什么東西都是可以拿來超車的。

有一天,孩子會習慣拿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健康去換取身外之物,那時你是要后悔的。

你試試連續72小時工作,不吃不睡不休息會怎么樣?你的身體會不會垮掉?你連續工作72小時之后的工作效率,和正常休息了的人相比,又怎么樣?

很多人把教育看成了有目的的手段,于是不擇手段。

一個人的生命很有限,活到90歲、100歲不會再活的。

家長覺得別的孩子在玩,我的孩子在學習,是占了便宜,實際上卻是吃了大虧。

所以在剛剛過去的暑假,我帶學生們在山上玩時,發了一條小視頻說:“我們在‘彎道’看風景,讓別人‘超車’去吧!”

假期應該是輕松快樂的 | 圖為詹大年與教育界好友李鎮西在沙漠徒步

學堂:

尹建莉老師8年前寫了一篇文章,叫《兒時不競爭,長大才勝出》,核心意思就是說:

童年的任務不是向外延展,而是向內積累。

一個人內在力量強大,才能很好地把控自己,未來才有可能處理好自己和世界的關系,在人生事務中獲得主動權——這才是培養競爭力的正常順序和邏輯。

“彎道超車”的教育,無異于殺雞取卵。

詹大年:

對。

教育的效果,是要拿孩子們長大后是否幸福來做評價的。

沒有一個孩子應該以任何理由被剝奪自由生長的權力。

每個孩子都值得過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。

 

允許孩子先探索自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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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介紹

小豬豬,傾聽者,感受者,記錄者,尹建莉父母學堂內容總監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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